谈谈美国高校学生关于巴以问题的抗议

最近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正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大学生们在校园里搭上帐篷，振臂高呼地要求学校站队巴勒斯坦，停止投资以色列公司，哥大学生甚至停止跟以色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大家都在同情加沙被炸死的无辜儿童。但是在美国，有多少人知道在此时此刻2024年的苏丹从去年开始的内战已经让1/3的人口都陷入了饥荒，有1,800万的苏丹人现在就快要饿死了，有多少人知道在前几个月塔利班又立法了一项更严苛的对于LGBT人群的压迫，阿富汗的性少数人群在此时此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系统性的侮辱和虐待。没有美国大学生在关心这些地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巴勒斯坦？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

巴以问题为何看似无解？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现在大家的的主流情绪似乎和美国大学生很一致，大部分人认可这些美国大学生的做法，指责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沆瀣一气，权力机构联合高等学府通过强权剥夺学生的言论自由。此时此刻的我们都被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感笼罩着，我们必须要站在被压迫的那一方，为正义振臂高呼。为正义振臂高呼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振臂高呼的同时，我心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我们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我们的诉求是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吗？如果是的话如何达到这个人道主义？就算现在大学生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满足，美国大学停止投资以色列，他们能够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什么样切实的人道主义呢？以色列又不可能停止占领巴勒斯坦，他们有没有想过一国方案和两国方案究竟为什么行不通？为什么西方领袖在过去50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屡屡失败，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全部都是进步派的美国人，而不是一整个相对保守的逊尼派伊斯兰中东国家？为什么民主国家西方民主国家正在支持巴勒斯坦，但是中东国家穆斯林兄弟们全部安静如鸡？沙特阿拉伯却在继续和以色列建交？埃及就在加沙旁边，但接受的巴勒斯坦难民却比加拿大都要少？为什么中东国家的态度跟西方国家如此不一样？

说说巴以问题。

巴勒斯坦其实分为两个完全分开的地区，加沙和西岸，这两个地区的巴勒斯坦政府是针锋相对的，他们的人民的政治诉求也是不同的。加沙处于以色列的西南角，它是被以色列和埃及夹着的，加沙非常小，差不多就是华盛顿特区那么大的一个城市，而西岸则处于以色列的东边，它接壤的是以色列和约旦这个国家，约旦和埃及都是穆斯林国家，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以说加沙和西岸的距离在最近的地方差不多只有20多公里，但是他们没有接壤。

统治加沙的哈马斯政府是一个非常伊斯兰原教主义的政府。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以色列的建国时刻，在1949年以色列建国时候之后，以色列建国那年在阿拉伯语中叫做阿那克巴，在阿拉伯语中是灾难的意思，差不多有75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灾难中到巴中失去了故土，这当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原罪，我认为赎罪的方式不可能是赶走所有以色列人，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而且这是一个要颠覆政权，屠杀无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腥，这不是一个可能的方案，我们要讨论的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原罪，他所做出了什么努力以及这些努力为什么失败了？

现在的巴勒斯坦包括了加沙和西岸这两个部分，但是在1949年到1967年时间加沙，这个地方是不属于以色列领土一部分的，加沙在这段时间之间一直都在埃及控制之下，加沙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 1967年以色列和埃及的阿拉伯政权关系不断恶化，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居关系变得差到了一个极点，当时的阿拉伯人对于以色列就是“三个不”态度，也就是“不跟你商量，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不可能接受和平”，阿拉伯联盟这个三个不的态度一搞出来，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个仗是不打不可了。埃及和以色列打了1场6天的仗，反正这场仗的结果就是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带把埃及人赶出去了，当时差不多有100万人生活在加沙，现在已经翻倍了，加沙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再强调一遍，加沙差不多只有华盛顿特区这个城市这么非常小的一个城市。1967年以色列代替了埃及政府接管加沙，在67年到87年这20年间，加沙和西岸这两个现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政府是以色列政府，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府，在1967年到1987年这20年的巴勒斯坦有一种非常不安的平静，压迫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绝对的敌意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明显。 绝大多数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的有钱巴勒斯坦人，比如说白拉海蒂和基吉海蒂的爸爸穆迈塔蒂都是在这个时间点离开了巴勒斯坦，当时的加沙人和西岸人都是巴勒斯坦人，他们都可以穿越自己的边境进入以色列，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是可以进入加沙的，双方人民可以来回走动。

如果你是一个领土在1948年被以色列人剥夺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你怎么可能无视以色列的压迫，你怎么可能在心中忘记对于以色列的仇恨？20年不安的和平在1987年结束，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在加沙爆发了，the first int发达，int发达是什么意思？就是阿拉伯语中摆脱的意思，摆脱以色列政府对于我们的行政管控。 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是怎么爆发的？是由一场惨痛的追尾事件，车祸造成一辆以色列国防军吉普车在加沙，对于一辆载满了巴勒斯坦建筑工地民工的卡车追尾造成多人死亡。死亡事件在当地带来了很多葬礼，在葬礼上葬礼逐渐引发了一个街头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很快蔓延到了一整个加沙地带。

1988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对于哈马斯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两个巴勒斯坦政府力量的相互对峙，一个是崇尚暴力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崛起，另外一个是在西岸地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一整个90年代的西方社会对巴以问题的解决是充满希望的，巴结组织领袖阿拉法特正在积极的试图跟国际接轨，试图寻找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 希望各国政府可以承认，巴勒斯坦政府当然是他自己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不是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阿拉法特当时在绝大多数西方人和巴勒斯坦人看来都是巴勒斯坦和平的希望，而且是一个相对温和的领袖。

当阿拉法特正在积极跟西方领袖试图去尝试执行两国方案的时候，哈马斯在90年代发明出了在未来二三十年会被各种各样恐怖组织反复应用的一个很聪明的创新，那就是自杀式炸弹袭击，找一个小男孩身上绑一个炸弹，走进一个咖啡店炸死算。随着哈马斯开始成长，我们看到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作为一个恐怖组织的袭击方式，也在历史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常见。

从1988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开始，巴勒斯坦人中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哈马斯代表的理念是只有摧毁以色列政府才能带来和平。然而90年代的阿拉法特代表的是两国方案通过跟国际接轨，让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这才是通往和平的方式。 这两派在一整个90年代都在吵架，他们这两派都说自己才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发言人，他们希望被视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领导者，尤其是哈马斯，因为国际社会当时肯定是倾向于阿拉法特领导的两国方案的，所以说一整个90年代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增加的哈马斯自杀式炸弹袭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政府是邪恶的，另外一方面是他们想要破坏阿拉法特的和平进程，所以巴以问题在一整个90年代有这两条平行前进的主流进程，一方面是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在积极的推进和平进程，试图让其他政府承认这个由他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 另外一方面是哈马斯在通过自杀式爆炸扰乱和平进程。

这一切在2000年达到了一个高潮。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的坎普大卫峰会（Camp David Summit），试图推动两国方案，即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家主权，并且滚出西岸和加沙，让阿拉法特来控制西岸和加沙。

然而，谈判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巴勒斯坦人会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决定耶路撒冷究竟归谁，以色列人会说，因为阿拉法特谈着环顾四周，发现他家里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的越来越多，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跟克林顿握手拍照，跟以色列总统讲和，阿拉法特将会越来越失去人民的支持。阿拉法特作为一个政客，他本质上的目的不光是要给巴勒斯坦带来和平，同时也要消灭他的对手--哈马斯。 和平进程就这样戛然而止。

第二场更加残忍、更加暴力、更加野蛮的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了，这次完全是用了哈马斯在90年代越来越熟练的攻击方式-- 自杀式炸弹袭击。 在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里，西岸和加沙这两个巴勒斯坦领土没有控制者，陷入了彻底的混乱。

加沙是如何在一两年内成为一个露天监狱的？

核心原因是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的胜利。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接受哈马斯的政府，停止向巴勒斯坦政府提供资金，并试图通过法塔赫来阻止哈马斯掌权。

由于哈马斯的胜利引发政治对立，巴勒斯坦内部局势迅速恶化，最终在2007年爆发了加沙战争，即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武装冲突。冲突以哈马斯完全控制加沙地带告终，而法塔赫则巩固了对西岸的统治。从此，巴勒斯坦被事实上的分裂为两个政权：加沙由哈马斯统治，西岸则由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管理，并与以色列保持合作关系。这种政治分裂使巴勒斯坦的统一治理变得更加困难，也让以色列找到了进一步削弱哈马斯的理由。

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后，以色列立即对加沙实施封锁，限制人员和物资进出，埃及也配合以色列加强对加沙南部边境的管控。以色列的封锁政策旨在遏制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但它也使得加沙的经济陷入崩溃，基础设施极度匮乏，失业率飙升，医疗、能源和食品供应长期短缺。与此同时，哈马斯继续通过地下隧道和伊朗等国的支持获取资源，并与以色列发生多次武装冲突，以色列则以安全为由多次轰炸加沙，使加沙的局势不断恶化。

美国人无法想象为什么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策略在当时巴勒斯坦非常受欢迎，美国和以色列立刻跑去找落选的巴结组织跟他们说求求你了，我们不能把巴基斯坦政府交给哈马斯，你必须要继续控制巴勒斯坦，我们需要一个温和的政府，一个不想要根除以色列的政府。 这个时候，老领袖阿拉法特神奇的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美国和以色列就捏着鼻子和巴结组织的新领袖马哈茂德·阿巴斯，让PLO获得了管理巴勒斯坦的权利。

哈马斯肯定非常愤怒，明明赢得了民主选举，代表了人民的呼声，但是邪恶的美国和以色列居然说你是恐怖组织，不给你组建政府的权利。

这个时候，老天爷打了一个喷嚏，2007年的地震带来了一场巴勒斯坦内部的内战。哈马斯牢牢控制了加沙地带。 哈马斯当时之所以可以如此成功，也和哈马斯背后的这个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有关。哈马斯的前身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背后现在站着的政府从埃及变成了伊朗，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两国方案已经有点行不通了，现在面临的不是两国两个国家，而是三个国家。

说回美国大学生的抗议。

为什么这次的抗议游行发展地如此之快，大有如1968年反越战游行时的星星之火燎原之势？

难道仅仅是出于抗议者自发的、不带意识形态的、对以色列政府暴行的愤怒，对巴勒斯坦受害人民的同情？

不可否认，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情绪。这些基于对执行正义的冲动而产生的情绪，在很多历史时刻都在扮演着重要的革命推动力。但是这种道德情绪只是革命运动表面的浮沫。

现在大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性诉求，其实是为了通过巴勒斯坦的人权困境，引起广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进步人士主要提出了三种构建方式，来叙述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困境。他们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成一种可以让人立刻在道德上站队的框架，使之成为可以和社会正义运动挂钩的主流运动。

第一种，种族屠杀，这种叙述是建立在二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之上的。现在大学生普遍的口号已经是stop the genocide，而不是stop the war。因为种族屠杀的恐怖远远强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没有人能够面对种族屠杀依然置之不理高高挂起。这是这种叙述模式最有利的地方。

第二种，apartheid，也就是把以色列在袈裟的行迹解释为现代版南非种族隔离，这是在1948到1994年南非的白人为了维系统治大幅度限制黑人权力的非人道制度。现在的大学生却很少这个口号，但他们仍然在沿用当年进步人士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方式，即提出经济制裁。

第三种，就是把巴以问题理解成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压迫。这种叙述模式可以非常完美的和美国黑人人权运动接轨，结合这几年的黑命贵运动，组织者对这种大规模的游行已经驾轻就熟，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抗议活动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

以上三种构建方式都共同服务于同一个诉求，那就是要为所有的被压迫者争取权利。如果把这些抗议活动单纯的理解成来自于路人的同情和愤怒，显然太过于天真了。

这不仅是对于革命运动的误解，也是对美国政治本质的误解。

美国的建国基础，就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有政治目的的党派和阵营，相互博弈，相互制衡之上的。

联邦党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里，第10篇和第50篇，国父麦迪逊就说过，防止多数人暴政以确保美国的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鼓励并且培养出各种各样针锋相对的党派，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要用一群人的野心去抗衡另外一群人的野心，结成一群一群在文化、经济、政治等立场上都争锋相对的美国人。他们的立场越针锋相对，美国的自由就越稳固。

从建国以来，除了1861年爆发的内战，美国没有真正的国家危机时刻。可以说，美国是现代所有国家中最缺乏自我颠覆、最难以自我瓦解的国家。美国的体制设计本身为激烈的派系斗争，就留足的空间，可以让强烈的抗争和冲突，在相互对峙的过程中得到相对的自我宣泄和吸收。美国的政治属性就是这种把动荡和革命嵌在骨子里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2010年，突尼斯人在广场上自焚，可以给一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开启阿拉伯之春，让利比亚、埃及、也门的领导人相继下台。但是前不久，美国大兵在华盛顿特区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外自焚宣称不想再做种族灭绝的帮凶，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就可以看出美国神奇的吸收暴动的能力。

所以不要对警察进校暴力抓捕学生感到震惊，他和学生游行一样，都是美国的光荣传统。相较于1968年的学生反越战游行，这次抗议显然暴力程度要小很多。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加沙并没有任何的军事存在感，所以学生只能诉诸于经济和外交手段，试图对以色列制裁。另一方面，当年反越战的学生心中的危机感显然要比现在的大学生强太多了，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可能被政府强制征兵，是生与死的问题。那么与其去参加一场不正义的战争，还不如在国内参加一场正义的游行。当年的学生更像是暴徒，警察对学生的逮捕更像是袭击。在任何一个层面，1968年的抗议都比今年的抗议规模更大，也更野蛮。

但这两次的抗议又给很多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学生的口号不容谈判的要求，自觉建立的独立社群，对受害者的拥抱，不容置疑的道德层面的叙述方式，学生与学校和平协商的失败，警察的暴力镇压，都是这两次抗议的相似之处。只是不同于1968年，今年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进步人士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拥趸者，而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拥趸者。在经过了各种后现代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殖民主义学派、批判种族主义的洗礼之后，新马克思主义者把身份认同，而非阶级认同，作为政治矛盾的源头。

当年的学生大暴乱给美国带来的是政治的重新洗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成功当选的关键，就是对左派学生运动的强烈抵制和谴责。当年校园和街道上的乱象导致了新政联盟分裂趋势，中间派的选民偏离民主党，加速了美国选民的重组。共和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占据了整整十六年白宫。尽管今年学生运动，没有当年那么暴力，但如果他们再这么闹下去，任由事态进一步升级，很可能会对今年大选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回到巴以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似乎被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感笼罩着，必须要站在学生的一方，为受害者呐喊冤屈。为正义者振臂高呼当然没错，但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作为普通人，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是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吗？如果是，应该如何达到这个人道主义？假设现在那些学生提出的诉求得到满足，他们又能够给巴勒斯坦带来怎样的人道主义呢？更进一步，巴勒斯坦问题为何无解？西方在过去五十年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却屡屡失败，背后原因是什么？

在奋不顾身进行道德谴责之前，这些问题的应该对提出来。

对比现在的美国校园，道德谴责完全替代了好奇心，而有些教授甚至和学生一起煽情，而不是去满足好奇心。作为一个好公民，我们不可能不分辨是非对错，学习知识和对真理追求不应该让我们成为三观模棱两可的怪兽。但如果我们在好奇心没有被充分滋养前就去冲锋陷阵，那不是一种拔苗助长吗？

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下，政治问题越迫在眉睫，是非黑白看似越分明，我们的情绪就越倾向于导向正义的一方。愤怒是通往正义感的捷径。一览20世纪革命，身处在政治运动的汹涌波涛中的学者，最安全的做法不是保持中立，而是谄媚讨好革命的人民。文革时被刺老师，带同学写大字报，现在书画卖80万一平尺的范曾要比沈从文安全的多。

正因为我是一个有历史记忆的人，所以我不会轻易选择任何主义，不会谄媚任何一派振臂高呼的革命者，我会在所有接下来的当代政治运动中都保持这样若即若离的态度，这不是为了安全的中立选择，更不是冷漠，而是我认为普通人在了解革命本质后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